近年来，作为社会创新的重要载体，社会企业已在全国多个区域获得培育与发展，形成了不少可复制的发展模式。同时，从社会企业到研究机构，再到各类支持机构，也在合力推动行业进一步发展和生态建设。
2022年11月30日晚，在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向光年会期间举办的“向光夜话”上，来自政府、学界、基金会及社会企业的七位嘉宾以“新主体：社会企业的发展图景”为主题，围绕社会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对话。活动由向光智库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强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向光年会是国内最大的向善生态年会，已连续举办七年。向光年会根据每年的社会热点，邀请包括政府、学界、公益界、商界、金融界在内的国内外各界友人，共创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共享向善思想盛宴。
北京和成都的发展路径
社会企业在北京的发展可以上溯到2005年，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城市治理所所长于晓静回忆说，当时，他们在做有关社区服务的课题中发现，社区服务的提供方要么是纯政府供给，可能就顾及不到老百姓的多样化需求。要么就是纯市场供给，价格老百姓又承受不了。如果完全按照志愿服务的方式，可持续性又会受到很多的挑战。他们就考虑有没有一种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运行方式。
结果，这个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不少批判，有的学者甚至说这是“异想天开”，怎么会有这样的经济运行机制。“但还好，我是学社会学的，我坚信人可以是理性的经济人，但同时人更是乐于奉献和为意义而活的社会人，我一直相信这一点。”于晓静表示，这也是十几年来，她一直坚持做社会企业相关研究和推动的根本原因。
从2006年开始，于晓静就以各种时机报送一些相关决策咨询报告，其中有不少都获得了市领导批示，也推动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政策出台。
从2011年“社会企业”作为一个名词被正式写入北京市《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意见》和《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规划纲要》两个文件开始，北京市对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已走过11年时间。
2016年社会企业作为专门一节被写进《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
2017年，出台区域性社会企业发展调研报告，对北京地区的十多家社会企业提出了考察意见，提出了扶持政策并分类开展试点
2018年还成立了北京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并举办社会企业高峰论坛，同时出台《北京市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成立社会企业服务联盟，从各种方面布局社会企业发展。
今年年初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北京市《关于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意见》。“这也是北京市首次发布专门针对社会企业的政策文件，是自2019年到现在最重要的成果。”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市民政局社会建设综合协调处处长唐志华说。
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共有认证社会企业96家，经营地遍布11个区。“社会企业及社会企业家群体逐渐显现，并已成为服务民生需求、参与社会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唐志华说。
但唐志华同时表示，社会企业毕竟还是一个新事物，很多工作还处在逐步探索和摸索阶段。“无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城市，社会企业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唐志华表示，他是2009年才开始接触“社会企业”概念的，虽然一直在关注，但并未直接参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直到10年后的2019年，他才真正开始研究和推动社会企业工作。
与唐志华不同，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处副处长钟欣五年来自始至终参与了社会企业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培育发展。
2017年9月，成都市把培育发展社会企业写入《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意见》，并成立了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推动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的工作由钟欣所在市场监管局负责。
在钟欣看来，社会企业体现了一种新的市场理论，包括资本价值，商业道德，社会企业应该成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一个主体创新的主要路径之一。
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推动下，2018年，成都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市场管理局随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并最终形成“323”政府体系，即培育发展体系、政策支持体系、监管服务体系等三个体系；综合服务平台、信用公示平台等两个平台；评审认定制度、公开披露制度、退出摘牌制度等三个制度。
“但对是否培育和发展社会企业，当时也存在争议。”钟欣还记得，当年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把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课题交给市场监管局时，市场监管局内部的纷争也比较大，当时组织团队专门到北京、深圳、顺德等地学习调研。
“结果，我们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因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需要创新思维和创新方式，所以我们关注了社会企业一直推动到现在。”钟欣说。
“成都市社会企业五年来的发展情况是比较良好的。”钟欣介绍，从市到区，再到街道、社区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丰富社会企业的内涵，形成了社会企业、社区社会企业和物业社会企业等一系列创新主体类型，社会企业在成都的培育发展和成效逐步显现。
自2018年成都市开展首批社会企业认定工作以来，截至今年11月，成都市共认定各类社会企业160家，服务各类城乡社区累计超过700余个，受益人群超过100万人次。
“社会企业创新成都社区市场主体和社区治理主体，已成为参与社会治理，解决社区经济、教育培训、就业促进以及居住改善等领域问题的重要力量。”钟欣说。
挑战和机遇并存
虽然社会企业发展潜力巨大，但与会嘉宾都认为，社会企业目前仍面临很多挑战。
“难！”唐志华表示，几年研究和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下来，这是他最大的体会。
唐志华认为，首先，社会企业是一个新生事物，定义、边界还没有定论，政府推动起来比较难。其次，难在缺少上位法的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最需要税收、财政、社保等政策支持，但地方政府没有税收权，不可能给到税收优惠。第三，难在当前地方财政困难，制约了对社会企业发展的支持。
但唐志华同时表示，“难”的背后其实意味着机遇。社会企业能够在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难的情况下，社会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钟欣也表示，社会企业发展正当其时，机遇难得。首先，发展社会企业、社区社会企业、信托制物业社会企业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吻合。其次，发展社会企业、社区社会企业、信托制物业社会企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吻合。最后，社会企业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服务，能够带动社会创业，促进区域发展，与共同富裕理念吻合。
“锦江区、武侯区已制定了社会企业发展支持政策，我们的理念是以点带面，促进其他区市县也出台相关政策。”钟欣说。
从2006年至今，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做了中和农信和中和农道两家社会企业。近20年的实践，让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认识到，社会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比社会组织要高。社会企业体现的社会价值解决社会问题非常有针对性。
王鹏同时认为，目前对社会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大阻力的是四“不”现象。
第一，各地对社会企业的概念认知不统一。第二、社会企业大都是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没有什么太大的规模性企业，发展很不稳定。第三、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资源尤其是资金不充裕。现在很多资源没有参与，所以看不到社会企业的价值，就不愿意投入。第四、政策不包容。虽然北京、成都等地方政府在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上扮演了先行者、推动者的角色。但总体而言，对社会企业的政策包容度还不够。
王鹏还表示，社会对社会组织高看一眼，觉得社会组织是在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但对社会企业，还缺乏这样的认知，没人鼓掌，没人点赞。相反，有些人还认为社会企业不伦不类。
“所以，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支持，并非是一定要给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关键是否认定社会企业是一种有价值的企业，或者是一种组织形态，要包容它的发展，甚至它的失败。”
“社会企业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可能是曲折的，道阻且长，还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更多地推动这件事。”王鹏说。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公益创投总监刘畅也认为，既跟传统慈善有很相似的呈现形式，又通过参与市场的方式让自己作为一种社会创新，社会企业更具韧性和灵活性，能更有效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企业的池子越来越大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且社会企业可以在公益、政府、商业各角色的信息资源配置上更高效，也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刘畅表示，社会企业发展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社会企业在平衡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由于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商业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共识，导致社会企业很难在增长或者在分配上受到更多商业资本的青睐。“我们支持的一些非常优秀的项目认为，如果有不太了解、不太信任的资本进来，会影响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初心和行动，拒绝商业资本。”刘畅说。
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价值，需要用真实的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满足用户需求，才能站稳市场，获得持续的稳定的收入来源，最终实现可持续增长。刘畅认为，“这对于社会企业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但不容忽视的是，如今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的数字化科技的升级，也对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对此，庆渔堂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沈杰博士深有体会。
沈杰博士创办的浙江庆渔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庆渔堂）就是一家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改造传统渔业，构建智慧养殖服务体系的社会企业，曾荣获社企论坛2019向光奖“科技创新社企奖”
庆渔堂CEO沈杰博士认为，此前，很多社会企业起步的时候往往会被时空所局限住。但数字化的出现打破了时空局限，任何一个领域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可以被复制，这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和出路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和机遇。
谈到对于社会企业未来的机遇和挑战，于晓静则表示，“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乐观主义者。”
于晓静认为，首先，有大量没有被满足的社会需求，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发展有广阔的空间。
其次，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国家战略，也需要社会企业的参与，特别是今年公布的“十四五”公共服务的规划中提出推动重点的民生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化发展，这都是社会企业发展未来广阔的空间，并且得到了政府的方向性的认可和支持。
第三，社会企业的韧性。特别是这几年疫情的情况下，大部分社会企业显示出比一般企业更好的韧性。因为社会企业把“义”放在最前面，把解决社会问题放在最前面，所以才显示出来独特的韧性。
“基于这三点，我对未来社会企业的发展充满乐观。”于晓静表示，一路走来，她很乐于成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观察者、研究者和推动者。
但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下称社创星）创始人、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夏璇也提醒说，社会企业不是万能的，应该客观地看待社会企业，而不是说社会企业什么都能做，社会企业也有边界。
“社会企业前无古人，我们没有特别多可以遵循的经验，只有本着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推动发展。”张强说。
需要更多支持
社会企业如何能够发展壮大，也是与会嘉宾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
“促进孵化和培育有两种途径。”王鹏认为，一是从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出现社会企业，或者是社会企业家来创新，成功概率比较大。二是有一定资源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因为是一个纯公益的载体，可以推动成立社会企业。
但王鹏表示，要支持社会企业发展，在对于社会企业认知并不统一的情况下，目前首先至少要在几个方向上形成共识。
首先，社会企业要以社会效益以及解决社会问题为初心。其次，社会企业要以市场化的方式，提供服务与产品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否则没有意义。第三，社会企业要保证社会目标不偏移，建立一个守住初心的机制。
沈杰博士介绍，2016年他从中科院辞职创业，当时并不知道“社会企业”的概念，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份初心。直到2019年获得了向光奖，才知道还有社会企业行业这么一个大家庭，而且是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做着类似的事情，“觉得很温暖、很受鼓舞。”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庆渔堂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六年探索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比较幸运的是走过了最艰难的探索期，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整体的运营模式。”让沈杰博士深有感触的是，社会企业尤其在早期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得到更多支持。
他认为，一是需要有一些政府层面支持。并不一定是资金，而是政策的开放。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讲，政企之间可以形成很好的协同，最好的方式不是以监管去压很多事，而是以服务这样的群体去获得监管的效率。二是增加早期的基础设施或者资源的投入，可以大大降低社会企业在前期小范围内成本可控的前提下的一些探索。
“有了这样的条件，模式和路径如果都对的话，很多社会企业就能够茁壮成长起来。”沈杰博士说。
促进社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协同，正是于晓静下一阶段的工作。她表示，“第一个阶段，我推动了政府认可了社会企业的概念，让政府知道有这样一种创新方式。第二个阶段，我要推动政府和社会企业的协同创新，希望明年能形成创新的案例。”
王鹏则表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目前从四个方面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
第一是建立引导基金，希望通过和地方政府建立引导基金来推动社会企业发展。
第二，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做社企发展的研究、政策扩散研究以及国外社企立法研究。
第三，进行政策倡导，希望有更多有识之士看到社会企业的价值，能够让它焕发更大的生命力，能够让政策有一定的包容度，让社会企业敢闯，也不惧失败。
最后，用捐赠的方式孵化和培育一些社会企业，支持一部分社会企业走出来，并壮大发展。
但王鹏也表示，只有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一家是不够的，希望政府部门、学界、实操界、平台机构要携手共同努力，才能够把这样一个很好的很有创新的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社会企业发展壮大，能够让它在未来的发展中有更广阔的天地。“近20年的实践，我们对社会企业有特殊的感情，有特殊的认知，我们了解它运作的原理，也知道它能带给社会什么样的价值，能够解决社会什么样的问题。”王鹏说。
据了解，2022年6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更名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后，专门成立了“创新与社会企业促进中心”，专门做社企创新工作，从以前的只是务实的操作，现在转型为同时推动社会企业行业生态的建设。
刘畅也表示，社会企业应该获得更多元、更多方的支持，特别是在政策上。他认为基金会也是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投资者，但希望政府搭建平台或为基金会放宽政策，让基金会的资源配置决策发挥作用。
但在唐志华看来，从政府角度来说，不是说给多少政策，更多是对社会企业的引导，引导更多企业朝着这条路走，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推动者，做引路人，让社会企业的价值能够体现出来。”
对此，刘畅也认为，社会企业的本质更多是价值的选择，一种立场的选择。作为偏向企业定位的概念，它相比公益组织更容易被公众接纳。
夏璇则表示，社创星作为社会企业行业的平台推动者和生态建设者，有三个定位，推动和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
第一个是“连接者”，能够把政府、基金会、行业、社会企业、研究者联结在一起。第二是行业基础设施的“构建者”，包括从政策、认定、咨询、社会企业的培育以及社会企业的投资基础设施。第三是“服务者”，服务政府，服务于社会企业，服务于投资者，服务传播者，服务于研究者。
“这些不同的推动方式不能做简单的优劣比较，而是中国现在的改革创新新时代的特征，我们要鼓励的就是一种协同创新的治理创新的格局的构建。”张强认为，我们需要百花齐放，需要一种价值选择，同时要给他们一定的空间，有一定的包容性，而并不是简单地贴标签。
社会企业未来几何？
眼前社会企业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并存，那社会企业未来几何？与会嘉宾纷纷畅谈对中国社会企业明天的展望。
“对于未来，我不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如果明年社会上有更多的关于社会企业的声音，我觉得就非常好了。”唐志华表示，“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形成一个社会企业发展的初步生态系统，就已经非常好了”。
钟欣也表示，成都从2017年支持社会企业发展已经五年了，觉得特别孤独，也没有形成我们想象的遍地开花的局面，所以自己也在反思是不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但令她欣慰的是，构建社会企业生态作为单独一章已经写入《成都市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管理办法》，而且还成立了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也推动了天府股交“社会企业板”正式开板。
“成都作为一个跑得比别人多半步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多参与建设。我们把自己做得更好，通过成都模式来增加大家的信心”。钟欣表示，这就是她对明年的希望。
王鹏认为，如何坚守社会企业初心不变，是行业应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期待明年看到一些新人，多一些新面孔。队伍壮大了，行业就壮大了。”
沈杰博士也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最希望是庆渔堂明年能在北京落地。一方面可以激活北京周边一大批没有真正有效运营的大棚，带动当地村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也可以让首都人民的水产品供应多一份保障。
沈杰博士同时表示，有了数字化手段的支撑，只要能够融合到位，不同社会领域里面就会冒出更多具有生命力，具有规模性的，且有适当合理利润回报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
夏璇认为未来社会企业发展应该实现“四有”，一是对社会企业认知有共识，要形成一个生态。第二，发展有特色，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社会企业发展特色。第三，落地有实效。社会企业还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问题，就不配是社会企业。第四，有典型案例，各个领域都应该有案例出现。
“有实践，有成效，才能够扎实地推进，才能够从量变到质变。但是要坚持底线原则，即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的底线原则。”夏璇表示，这是他对未来的期待。
“我们接下来也会做一些尝试和创新，比如探索社会企业到底能不能在四板发布？或者是发行社会企业股票，能不能做可转债设计，能不能落地影响力投资基金，等等。”夏璇说。
“土壤是越来越好，当然，可能还需要一个更漫长的周期，让它更好一些。但至少比几年前的环境好多了。”三一基金会是资助型基金会，刘畅表示，他们提交给理事会审议的项目，超过80%都是有社会企业性质的。
张强最后表示，社会企业能不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遍地开花，蓬勃发展，要取决于社会企业的创新者和平台的建设者，应该要满足国家人民的需要，满足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的需求。
张强认为，如果各方能够更大范围、更大深度，更大创意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更大地调动人民和各方的善意，更大价值释放我们的效能，社会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多的突破。
“希望我们来一起推动，我们来展开创新生态。”张强同时表示，大家应该有更强的韧性，能够去抵御寒冬，而且能够坚持耐心，才有可能找到更新或更为深入的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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